论武汉两轮国家级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特点、意义和对新一轮国家级“综改区”的历史启示

内容提要：武汉是一座从1861年起就有着对外开放历史的特大中心城市。在武汉改革开放的发展史上，1978年至2008年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回顾总结这一时期武汉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探讨武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形成的规律和经验，对于引导全市干部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七大精神上来，为促进武汉在中部地区率先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力图从武汉改革开放30年中，选取了武汉两轮国家级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第一轮是：198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在武汉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第二轮是：1993年，国家体改委批准武汉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为突破口，认真回顾总结了其历史背景及特点，阐明了其重大意义，重点探讨了对新一轮的国家级“综改区”（2006年12月，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历史启示，旨在充分发挥这篇论文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论文的历史启示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一是解放思想是加快武汉发展的法宝，是搞好经济体制改革、促进机制体制创新的前提，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源泉。二是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推动武汉经济发展、城市繁荣、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也是武汉建设“两型社会”，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三是在更高的起点上进一步认识市情和准确把握市情，选准改革的突破口与切入点，是保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四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工作作风的改进和行政体制的改革，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犹如一阵春风唤醒了神州大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在这场使中国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对世界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的新的伟大革命中，作为一座从1861年起就有着对外开放历史的特大中心城市——武汉，她又两次站在了历史的潮头，经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先后进行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和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我国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当先锋，逐步完成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和过渡，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创造了一批“全国第一”的先例，同时也经历了改革转型的阵痛，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深入研究武汉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和城市综合配套改革的探索历程和历史经验，对于推动当前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

一、武汉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和城市综合配套改革的历史背景与特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党的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全面展开。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重点由农村逐渐转向城市。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武汉市及时抓住历史机遇，于1983年2月向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关于在武汉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报告》，请省委、省政府转报中共中央、国务院。1984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此报告进行批复：原则同意在武汉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决定对武汉采取计划单列，赋予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中央、省属在汉企业原则上下放到武汉市等重大改革措施。9月23日，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报告》，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正式全面展开。从1984至1991年间，武汉市以“两通（交通、流通）突破”、作为战略突破口，以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为指导，以市场为取向，以企业改革和市场建设为重点，以搞活华中地区经济，发挥武汉中心城市的多功能作用为目标，开展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为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试验。这次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选择交通、流通为突破口，率先在全国开启禁闭30余年的城门。在改革开放初期，武汉市针对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交通、流通发展滞后，市场建设薄弱等严重制约武汉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经过反复论证、科学决策，制定了以工业为主体，以交通、流通“两通突破”为两翼的发展战略，率先提出“敞开城门、引狼入室”，果断打破地区和部门垄断，突破条块分割、地区分割、城乡分割的传统经济格局，实行“城城通开，城乡通开”，大胆开放本地市场，改革商业批发体制，建立多层次市场体系；调整优化交通结构，动员社会力量办交通，打造水陆空综合交通网络，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结果不到半年就吸引了来自全国9个省（自治区）和省内39个市、县的460多家企业来汉投资办厂设店。1985年，武汉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8.62亿元，比1980年增长了121%，1986年全市的社会货物运输总量达到1.3497亿吨。“两通”突破带来的广泛开放性，搞活了企业，繁荣了市场，为建立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发挥二是在经济体制综合改革中坚持以企业改革为中心，以市场化为取向。增强企业活力，通过运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导向作用，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中心环节。武汉市早在1983年2月就开始在少数企业试行承包经营责任制。1984年，全市142户企业开始推行厂长负责制试点。从1987年到1991年，武汉市将改革重点逐步转向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的各项配套改革，通过“政府简政放权”、“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推行厂长负责制”和“推广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等市场化方式来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和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到1989年，全市1922户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已有95%的企业实行了厂长负责制。从1984年起，企业的租赁、兼并和股份制改造也相继推开。与企业改革相配套的其他各项改革如蔬菜流通体制改革，商业流通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科技、教育和价格体制改革以及物资、财政、税务、金融、粮食等领域的改革，都以市场化为取向，在这一时期全面铺开，同步推进。这种“坚持以企业改革为中心，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使得武汉的市场体系建设在这一时期走在了全国前列。不仅以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和“江汉路商业一条街”为代表的武汉商品（消费品）市场享誉全国，而且在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方面，武汉也开创了全国先例，分别于1984年11月29日和1988年5月27日建立了全国最早的技术市场和全国第一个企业产权交易市场——武汉企业兼并市场。

三是以横向经济联合为纽带推动区域经济协作，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创立于1987年5月22日的长江中游最大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武汉经济协作区，把湘鄂赣三省17个沿江城市纳入了一体化发展轨道，为统筹城乡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打造了一个重要平台。从1987年到1992年，武汉经协区共完成项目5800余项，联合创造工业产值28亿元，新增利税7亿元。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充分彰显了武汉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前瞻性。

四是以“科教立市”作为市策，注重发挥武汉雄厚的科教实力，依靠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1985年7月，武汉市政府颁布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1987年武汉市第七次党代会首次确立了“科教立市”的基本市策，将科教工作纳入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目标，推进了高新技术产业化和支柱产业高新技术化，武汉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已显雏型。1988年和1990年，武汉市分别开始筹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并于1991年3月和1993年4月先后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准，成为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此外，武汉市还于1988年9月颁发了《关于贯彻“科教立市”市策深化教育改革发展教育事业的通知》，全面推行教育体制改革。科教事业的发展，为武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提供了重要保证。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新旧体制转换所引起的矛盾日益显现，关于计划与市场姓“资”姓“社”的争论也日趋激烈。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确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武汉和全国各地的改革开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后，国家体改委决定选择部分城市尤其是区域性中心城市进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武汉再次抓住这一历史机遇。1993年12月13日，国家体改委原则同意《武汉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批准武汉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武汉的城市经济体制第二轮改革——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从此正式启动。按照“以加速建设市场体系为中心，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以科技体制改革为基础，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保障，通过全面推行综合配套改革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推动武汉经济加速发展”的改革思路，武汉市在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要素市场建设为重点培育完善市场体系，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和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以及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区“二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等九个方面，实施了全方位的综合配套改革。其主要特点表现为：

一是以加速市场体系建设为中心，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对国有企业实施“五个一批”和“壮大放小”的改革。武汉市在城市综合配套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把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和改革企业产权制度作为核心，创造性地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一批，引进外资嫁接一批，搬迁、改造和发展第三产业转向一批，组建企业集团发展壮大一批和兼并、出售、破产、拍卖、转产一批的“五个一批”改革，初步形成了以钢铁、汽车、机械、高新技术为支柱的产业发展格局。按照“壮大放小”的原则，在支持重点企业集团发展壮大的同时，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支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同时不断加快市场建设步伐，大力建设资本、劳动力、技术、产权等生产要素市场，使武汉成为中部地区最大的区域性中心市场。此外，武汉市还通过简政放权，改革了行政审批制度、国有土地使用制度、价格管理体制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形成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在政企分开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二是提出“开放先导”的发展战略方针，全方位、多层次地扩大对外开放。由于受区位因素和国家政策的限制，武汉的对外开放呈现出起步较晚和不断加速的特征。1980年，国务院批准国家海关总署设立武汉海关，武汉开始以发展外贸、出口创汇作为对外开放的重点；到1991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武汉港对外国籍船舶开放，武汉才重新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1992年7月30日，武汉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江对外开放城市，以此为契机，武汉市加快了对外开放步伐，提出了“开放先导”的战略方针，实施“巩固港澳台、东南亚，开拓欧美日”的招商策略，先后制定颁布了《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促进武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决定》等文件，大力发展外贸和对外经济技术协作，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到1998年，全市累计批准外资项目4552项，开办“三资”企业1750家，实际利用外资57.2亿美元，对外开放迈上了新台阶。

二、武汉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和城市综合配套改革的重大意义

1、武汉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和城市综合配套改革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变型的一次尝试和创新，作为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先锋，武汉通过这两轮国家级改革试点，平稳顺利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商品经济最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和转轨，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改革开放初期，如何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顺利转轨，是关系到改革开放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武汉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和城市综合配套改革就是在这种历史转折关头，充当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锋，为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积极探索。在这个艰难探索的过程中，武汉人民以“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大胆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实施了一系列以市场取向为核心的改革举措，率先在全国创办了第一个小商品市场——汉正街，第一个放开蔬菜市场，第一个在国有企业聘请“洋厂长”，第一个面向全国公开招标，第一个建立技术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兼并市场），第一个在副省级城市中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试点，第一个商业股票异地挂牌上市……还创造了一批如“莺歌”、“荷花”、“希岛”等武汉人为之骄傲的品牌。这些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创造出来的“全国第一”的先例和品牌，对于探索和开辟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确实是功不可没。

经过这两轮经济体制改革试点，武汉市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基本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平稳过渡和转型。1998年，武汉市124户预算内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已经改制的有66户，占53.2%；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营运体系基本建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个体私营经济在全市国民生产总值中占17.4%，外资、港澳台资和混合所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也大幅上升，“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在全市初步建立起来；市场体系也初步形成，1998年全市消费品市场达到545个，生产资料市场发展到67个，全市商品销售总额达1002亿元；全市企业广泛建立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初步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分别达到98%和90%，失业保险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都已建立并得到不断完善。这一切不仅为武汉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对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2、武汉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和城市综合配套改革推动了武汉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增强了城市综合实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为武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在中部地区率先崛起的宏伟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

经过两轮经济体制改革，武汉市的国民经济进入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城市综合实力大幅提高。到2007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141.5亿元，首次超过3000亿元大关，财政收入634.06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18.3亿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357.6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371元，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4.2%。科技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竞争力综合排名全国第三位。对外开放和交流合作进一步扩大，2006年武汉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80亿美元，直接利用外资20亿元美元。城市建设与社会发展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从2001年到2006年，武汉陆续荣获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城市等称号，滨江滨湖、山水园林城市的魅力与风采得到进一步展现。改革开放的这些丰硕成果，为促进“创新武汉、和谐武汉”的建设，推动武汉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早日实现在中部地区率先崛起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武汉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和城市综合配套改革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协作，促进武汉城市圈雏形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当前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历史借鉴。

武汉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区域经济协作。早在1985年8月渝、汉、宁联合开发长江流域经济座谈会上，武汉和长江流域一些城市就形成了“以长江为纽带，依托中心城市，形成多个经济区域和城市群体，以带动和促进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的共识。此后，随着长江沿岸城市协调会和武汉经济协作区的相继建立，武汉与长江沿岸兄弟城市的横向经济联合愈来愈密切，从1987年到1991年共召开了4次市长专员联席会议，并设立武汉经济协作区干事会为常设组织协调机构，以部门网络为区域联合的载体，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共同制订实施了《武汉经济协作区资源联合开发规划》、《武汉经济协作区企业联合发展规划》等文件，完成双边、多边经济技术协作项目1.65万项，项目投资总额达210多亿元，实现利税11亿元。到1998年，武汉经济协作区成员发展到湘鄂赣豫4省25个城市。这种加强横向经济联合，统筹城乡、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思路和实践，以及“依托中心城市、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的合作原则，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尤其是通过“城城通开、城乡通开”，武汉与周边的荆州、鄂州、孝感、黄石、咸宁等城市都建立了友好协作关系，联系日益密切，这就为后来武汉城市圈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种多个城市之间开展横向经济联合与跨地区协作的做法，也为今天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历史借鉴。

三、武汉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和城市综合配套改革对新一轮“综改区”的历史启示

1、解放思想是加快武汉发展的法宝，是搞好经济体制改革、促进机制体制创新的前提，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源泉。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发展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探索，其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武汉的两轮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就是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胆探索和实践创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武汉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次理论突破、体制机制创新、发展战略转变，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和前提的。武汉在两轮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中所创造的一批“全国第一”的先例和在某些领域一度走在全国的前列，也都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突破旧的体制和思维模式束缚，充分发挥试点城市“先行先试”作用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无不闪烁着思想解放的光芒。而思想僵化、观念落后，往往是妨碍改革开放、影响城市发展最大的障碍和阻力，也是最致命的落后。武汉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与深圳、上海、广州、苏州等沿海地区城市相比，思想解放的程度和抢抓机遇的能力至今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如在改革中存在“等政策、靠投资、要项目”的依赖思想，而江苏、浙江、山东等地都是在中央政府没有给予特别的政策优惠和投资倾斜的情况下，靠对外开放和市场机制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在市场建设上，武汉也存在起点低，眼界窄，“小富即安”，满足于充当区域性市场，缺乏立足全国乃至放眼世界的眼光，法规不全、管理落后等不足。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上由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的进度不够快，往往习惯于当“婆婆”，以行政手段、行政审批干预市场和管理企业，履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和为企业服务不够到位等等。武汉两轮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加快武汉的发展，解决武汉“发展不够”的问题，才能促进机制体制创新和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从国际上看，一个地区经济是否发达，并不完全依赖自然资源和政策倾斜，也不完全取决于资金、资源、项目、区位等硬件的优越，而在于它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和聚集能力，在于思想观念和机制、体制是否先进，也就是所谓的“思路决定出路”。日本、新加坡等国家自然资源贫乏，但经济十分繁荣，而委内瑞拉、苏丹、尼日利亚等国家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却并不发达。以色列与它的邻国相比，自然条件是最恶劣的，但经济发达程度却遥遥领先。事实证明：思想领先才是最重要的领先，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抢抓发展机遇，才有开拓创新的意识和勇气，才能加快自身发展、保持经济繁荣、促进社会进步。

目前，武汉的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国务院已批准武汉城市圈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武汉被再次推到全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武汉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将进入新的征程。这次“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与20世纪90年代武汉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相类似的是中央政府仍然没有给予特殊优惠政策和资金、项目的倾斜，武汉所拿到的只是先行先试权，改革试验权。而武汉在这次“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点中，不仅要解决“发展不够”的问题，还要解决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要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最佳的社会收益和最少的废物排放，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现代化道路。这就对思想解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更需要吸取前两轮城市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历史经验教训：坚决破除狭隘的地域观念、牢固树立世界眼光，坚决破除等靠要的消极观念、牢固树立敢闯敢试的开拓创新精神，坚决破除传统的粗放增长观念、牢固树立新型的集约发展思维，坚决破除“官本位”观念、牢固树立“企业本位”思想，坚决破除片面的发展实力观念、牢固树立软硬并重的综合实力理念，不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与时俱进地用解放思想的智慧来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开放的理念、迎接全新的挑战，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促进武汉新一轮经济社会大发展。

2、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推动武汉经济发展、城市繁荣、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也是武汉建设“两型社会”，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武汉的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一直是推动城市发展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武汉的对外开放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61年3月的汉口开埠。随着英、美、法、德、俄、日等20多个国家来武汉订约通商，汉口逐渐由一个内地的商品集散地发展成为内联腹地、外达海洋的国际性通商口岸和转口贸易中心。1867年—1894年汉口的进出口总额在全国沪、汉、津、穗四大口岸中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位。在清末民初，各国在汉口开设的洋行、商号达到100余家，外资工厂有76家，到1925年在武汉营业的外资银行已达到18家，武汉的金融机构总数多达258家，业务量仅次于上海，成为全国第二大金融市场，汉口也因此被洋人羡称为“东方芝加哥”。不过，这种对外开放是一种带有半殖民地色彩和屈辱性质的被动开放，只是在客观上起到了打破封建专制的闭关锁国状态，启动武汉城市近代化的作用。

武汉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最早也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张之洞在湖北推行的“洋务新政”。他通过建工厂、兴学堂、练新军、修铁路、办商务、开矿山、整市容等全方位改革，使武汉的城市综合实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升，一跃成为全国重要的近代制造业基地，武汉的经济体制也因此逐步由封建自然经济转向近代化大工业体制。

武汉的开埠带来的全面对外开放和张子洞“洋务新政”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是武汉在晚清时期和民国初年成为全国著名大都市和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金融商贸中心及对外贸易口岸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武汉经历了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过渡。在对外开放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武汉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只能实行“一边倒”的开放，即面向苏联和东欧引进资金、技术，建立了武钢、武重、武船、武锅等一批“武字头”企业。这种新民主主义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面向苏联、东欧的开放，对于武汉城市综合实力的提高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1981年，武汉的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中名列第四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武汉经过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和城市综合配套改革，成功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大大加快了武汉的城市现代化进程。特别是通过实施“两通”突破和“以开放为先导”的战略，以交通、流通大发展和面向全国的大开放，加速了商品物资交流，增强了武汉的吸引力、辐射力和综合服务功能，不仅解决了计划经济带来的种种问题，而且造就了市场和城市的繁荣。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武汉抓住被中央批准为沿江开放城市的历史机遇，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在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和开发区建设方面呈现出飞跃发展的态势，城市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1978—2007年，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7％，全口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5、4％，特别是市第十次党代会以来的6年，是武汉历史上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

历史证明，改革越彻底越深入，开放程度越高，城市的发展就越快，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力就越大。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启动，武汉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强区域综合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综合性制度创新，构建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机制体制，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诸多领域，又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武汉只有尽快实施新一轮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跳出武汉发展武汉”，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各种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不断拓展发展空间，才能应对新的挑战，探索出一条不同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新路，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3、在更高的起点上进一步认识市情和准确把握市情，选准改革的突破口与切入点，是保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

市情，是辩证认识发展形势，正确作出决策的基本依据。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中，武汉成立了由专家、学者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并召开了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理论研讨会，经过反复研讨，最终选择“两通”突破作为战略突破口，从而使武汉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产生了很大影响，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由此可见，在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市情的基础上选准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既是改革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确保改革成功的关键环节。

当前，武汉的“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借鉴了这一历史经验，通过反复论证和科学化、民主化决策，最终选择了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全市“两型社会”建设重要的突破口。而这一突破口的选择，也正是依据对武汉市情的进一步认识和对城市未来发展的科学定位。

武汉作为华中地区特大中心城市，其优势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科技教育优势。武汉科研院所众多，科教实力突出。武汉的科技教育综合实力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居全国大中城市第3位。武汉拥有52所大学，在校学生近70万人，750个科研设计单位，1个国家实验室，13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7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49名，50多万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智力资源和人力资源十分丰富。这是武汉最大的资源和最突出的优势，武汉虽然很早就提出了“科教立市”的市策，但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找到把科教实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途径，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较低，人才流失严重。

二是交通通信优势。武汉历来被称为＂九省通衢＂之地，区位交通优越，市场腹地广阔，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和全国主要的通信枢纽之一，对于发展现代物流业和通信产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优越条件和宝地。

三是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深厚的商业传统。武汉的工业门类齐全，配套能力很强，从钢铁、汽车、造船和机械设备（先进装备制造）、石化、光电子到食品、医药、造纸及包装印刷等行业，都有不俗的实力。而武汉的商业金融传统更是历史悠久，早在明末清初就跻身于全国四大名镇，享有“货到汉口活”的美誉。在20世纪初，武汉一度成为全国第二大对外通商口岸和金融中心。但武汉制造业的产业层次不够高，装备水平较落后，企业创新能力和资本集中度不强，能耗高、污染大，受资源、能源、环境的瓶颈制约比较严重，急需用高新技术进行升级改造。而武汉的商业、金融企业本土意识十分严重，缺乏全国性和国际化眼光。

四是淡水资源优势。武汉地处长江、汉水交汇点，境内湖泊众多，素有“百湖之市”的美称。这种滨江滨湖特色，是武汉得天独厚的优势。

由于拥有如此突出的优势和巨大的潜力，武汉在发展循环经济，建设“两型社会”时，首先就应该立足于充分发挥和利用好这些优势。尤其要密切关注发达国家由工业化向信息化时代转型和我国沿海地区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趋势，迅速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把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推动加工生产型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业的升级，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现代都市农业和节能环保产业，尽快建立发展循环经济、节能减排的新机制、新体制。只有这样，武汉才能后发制人，避免走沿海地区工业化的老路，而是探索一条具有武汉特色的“信息化与工业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并举，城乡一体统筹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新路和捷径，让科学发展观真正贯彻落实到城市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的实践中。

4、政府职能的转变、工作作风的改进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

地方政府既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武汉的两轮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都涉及到政府职能的变更和角色的转换。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地方、部门、行业的利益必然受到冲击，少数政府工作人员服务意识淡漠，工作作风飘浮，导致政府的执行力、公信力都受到一定影响，因此武汉在改革中常常出现“醒得早、起得迟”，“说得多、做得少”等现象，一些改革的方案、措施难以深入贯彻落实，更难以持之以恒地推进。行政审批过多，行政成本居高不下，也影响到武汉的城市综合竞争力。武汉在技术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国债交易市场、资金拆借市场都曾位居全国第一，但后来因政府重视不够、管理不当、支持力度不大等种种原因而逐渐衰落或关闭，武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受到影响。此外，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近些年来的频繁更迭变动，难免出现改革的思路和发展的目标也随之发生一些变化，“一个师傅一个法”的现象也存在，客观上对长远规划和长效机制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只有彻底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改进政府工作作风，相对保持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稳定，才能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提供重要保障，创造良好的软环境和条件。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当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即将启动的时刻，在武汉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的关头，回顾和研究武汉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和城市综合配套改革的发展历程和历史经验，正是为了让武汉更好地面向未来，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