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事业的发展

张民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一系列关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既促进了经济建设发展，也给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截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在改革开放30多年间，武汉文化建设经过艰辛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总体来说，30多年的改革开放，武汉市文化事业经历了复苏发展和文化强市建设两个大的历史阶段。

迅速复苏之后的迅猛发展

武汉文化底蕴丰厚，内容丰富，具有中国中部中心城市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色。建国初期，无论是专业文化还是社会文化，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音乐美术，也无论是新闻传媒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广远。其中，武汉的京剧与北京、上海形成“三鼎足”之势，武汉专业剧团和剧种之多，占全国第三位；武汉的群众文化与广州媲美，全国一流。然而“文革”十年，百花凋零，武汉文化频临崩溃的边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党的一系列文化政策得到落实。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武汉市文化事业从万马齐喑的沉寂状态逐步转向活跃繁荣的新局面。

从1979年到2002年，是武汉文化快速复苏和全面发展时期。1979年至1982年，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充分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突破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禁锢，解放思想，真抓实干，使文化事业全面迅速复苏。随之而来的是文化领域多方面都呈现出快速发展、走向繁荣的新气象。

一、专业文化各具特色

改革开放的强劲春风，使全市专业艺术表演团体迅速恢复建制，京剧、汉剧、楚剧、话剧、歌舞表演及杂技表演被注入新的生命力，展现出新的魅力。根据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需求，较古老剧种纷纷上演优秀传统剧目，新文艺团体积极创作上演优秀现代剧目。武汉歌舞剧院率先演出在全国较有影响的歌剧《启明星》，在建国30周年全国歌剧调演中获文化部颁发的创作一等奖和演出一等奖。伴随着改革开放稳步推进的步伐，武汉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从1983年开始全部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组织各种形式的承包小分队和演出团体、竭力增加演出场次，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武汉文艺演出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兴旺景象。据1983年实施承包第一年统计，全年共演出3473场，是未承包时演出场次的两倍多。1985年，武汉文艺单位普遍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调整结构，引进竞争机制，由竞争到重组，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艺术水平和演出质量，促进文化艺术推陈出新，健康发展。1985年武汉楚剧院创作演出的《狱卒平冤》获全国7项大奖；1988年，京剧团采取优化组合，创作演出的大型上古京剧《洪荒大裂变》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京剧新剧目探索奖”；1990年市楚剧团根据何祚欢同名小说改编演出的楚剧《养名的儿子》赴京演出，获文化部“文华新剧目奖”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市汉剧院实施“汉剧百出工程”，拯救了一批失传剧目，同时创作出一批历史剧、大型现代剧及综艺节目，汉剧表演艺术家陈伯华被省、市人民政府分别授予省、市汉剧艺术大师称号；武汉话剧院实行自由组合、分团承包，依靠“自救”走出困境，在全国邀请名编、名导、名角，创作演出话剧《同船过渡》，1995年获文化部“文华大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同一时期相继推出的《宋庆龄和她的姐妹们》、《春夏秋冬》等一大批优秀剧目，造就了一批优秀话剧演员，形成了真实生动，时代特征鲜明，富于整体性和雅俗共赏的现实主义风格；武汉歌舞剧院改编演出歌舞诗乐《楚韵》也获得文化部“文化新剧目奖”等三项大奖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说唱表演艺术在改革大潮中充分发挥了“文艺轻骑兵”作用，小曲、评书、渔鼓、大鼓等湖北地方曲种占据演出一定比重，深受市民喜爱。80年代初，夏雨田、何祚欢成为这一时期业界领军人物，而80年代中后期，张明智以其丰富多变的格式，激情曼越的曲调和恰到好处的独白，成为新一代湖北大彭的优秀表演艺术家，青年演员陆鸣、赵卫国等充分发挥说学逗唱、吹拉弹唱的才能，口技与相声“杂交”，说唱与小品“嫁接”，创新了汉派说唱风格，而独角戏演员田克兢以一人多角、出神入化的表演在“华林杯”全国曲艺大赛中一举夺金。武汉杂技团青年演员李莉萍《柔术顶碗》获第九届“摩洛哥国际杂技节金小丑奖”，集体形式排演的“排椅造型”也获国际大奖。武汉杂技团在体制改革中奇葩绽放，精品不断涌现，相继有7个节目获得国际比赛金奖。武汉杂技作为特色文化在国内名列前茅，在国际颇有影响。

1995年后，武汉专业文化进一步巩固基础，稳定发展，对院团结构进行调整，确保优势，规避重置，精减为9个演出院团，使布局趋向合理，资源得到有效利用。调整后的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注重实施精品工程，树立文化品牌，增加演出场次，而且积极走出国门，开拓国际演出市场。同时，市话剧院、说唱团、乐团、歌舞剧院等纷纷与企业联姻，建立文企联合体，拓展演出渠道，逐步探索文化产业化路径。

二、群众文化蓬勃发展

群众文化经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复苏后进入良性发展阶段，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巩固提高。截至2000年底，全市有市级群众艺术馆1个，区级文化馆13个，街（乡、镇、场）文化站207个，文化室2300多个。文化馆、站积极探索内部机制改革，全面推行馆、站长负责制，开展以文补文活动。全市群众文化由服务型向经营型转变，由小文化、专题文化、特色文化逐步向大文化、广场文化、社区文化、基层文化方向发展，并积极推动农村文化的基本建设。

群众文化特色鲜明，异彩纷呈。1983年武昌区三角路依靠集体经济力量，由农民兴办了一所大型、多功能文化娱乐活动中心，开创农民办文化的先例，全国瞩目。由江汉区于1978年率先倡导的“武汉之夏”群众文化活动，得到了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充分肯定和积极支持。陈丕显提出要以各类丰富多彩的纳凉文化活动来维护社会秩序，促进城市文明建设。此项活动逐年深入，规模一年大于一年，变成一项全市性的文化活动，至2002年共举办了25届。

这一时期，武汉高校文化活动也得以健康发展。1987年至1993年，市文化局、市群众文化馆和洪山区文化局等组织了3届大学生文艺调演活动。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均建立了学生文化中心、文化俱乐部等，各校纷纷设置了文艺选修课，丰富了大学生的文化生活。

广场文化得到张扬，逐步打造了武汉剧院音乐广场、杂技厅戏剧曲艺广场、青少年宫文化广场、黄鹤综合文艺广场、流动电影广场等5个市级特色文化广场和16个区级特色文化广场。广场文化活动规模大、创意新、特色浓、影响面广，每年市、区21个文化广场开展文化活动约200场，观众达150万人次，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三、文化设施建设初现端倪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武汉市开始注重规模建设文化设施。首先是扩建和改建市区人口集中地区的文化站（馆），如建成了面积达3000平方米的江汉区文化馆等，随后引进外资重新装修改建民众乐园，使社会文化设施得到改善。武汉杂技厅的建成使用，为武汉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杂技厅成功举办了五届中国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既交流了国际先进的杂技艺术，又提高了武汉的知名度。武汉电影城的竣工开放，使武汉电影发行和放映得到较大发展。武汉图书馆新馆落成开放，成为武汉标志性的文化建筑。同时一些小型文化工程项目建设，如武汉剧院第一期维修工程竣工，江夏剧院、青山剧院、关山剧院以及市话剧院小舞台、武汉曲艺中心、儿童艺术剧院综合楼等陆续交付使用。这些文化设施的竣工投入使用，使武汉文化设施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武汉大胆进行探索，以经营的思路开发武汉文化资源，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社会补充，使文化设施建设出现崭新局面。武汉博物馆、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湖北大剧院、龟山电视塔、洪山体育馆、武汉体育中心、武汉影视城大厦、长江日报报业大厦等，这些一流水平的标志性文化设施相继落成，投入使用，较大程度上适应和满足了武汉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提高了武汉文化的影响力，特别是建设过程之中，通过制定实施一系列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初步建立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文化事业的有效运作机制，使市级文化设施建设显示出较高水平，还带动了一大批覆盖社会、层次分明、相得益彰的社区文化设施的兴起建设，形成了大城市文化建设的全新框架和坚实基础。

四、文艺“汉军”的崛起勃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武汉市文联及作家协会组织得以恢复。思想解放，拨乱反正，一系列文化政策的落实，催促文学新生，“汉军”崛起，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冤搁笔的老作家重新焕发了创作活力，姚雪垠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徐迟发表了报告文学《地质之光》和《哥德巴赫猜想》，曾卓创作了诗集《老水手的歌》和散文集《听笛人手记》。这些经典之作为人称道，在全国影响巨大，为武汉新时期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以刚健的正气为其定下了特色基调。

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一批中青年作家开始崭露头角。王振武的《最后一篓春茶》、喻杉的《女大学生宿舍》、姜天民的《第九个售货亭》等作品，从一味抚摸伤痕、咀嚼痛苦中蜕脱升华，表现人们对新时代、新生活的积极向往，成为新时期武汉文学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