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当前位置:首页 > 党史研究 > 专题研究

武汉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两度辉煌与启示

发布日期:2010-06-07 10:12:00

在2010年1月召开的湖北省十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罗清泉参加武汉代表团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武汉市要厚积薄发,再展大武汉雄风,为武汉新一轮发展指明了奋斗目标与努力方向。2月7日,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杨松召集市发改委、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委政策研究室、市社科院、市统计局等有关部门讨论起草《在武汉发展战略与规划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要求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武汉在近现代发展最辉煌时期的历史资料,作为参阅件供武汉发展战略与规划研讨班参考借鉴。根据这些指示,市委党史研究室在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整理出这份材料,对武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拥有过的两度辉煌进行回顾总结与探索思考,旨在为武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谋划新一轮发展提供决策咨询和资政参考。

一、近现代历史上武汉的两度辉煌

1、晚清时期武汉以对外开放和制造业崛起为标志的第一次腾飞。

武汉地处华夏腹地,水陆交通便利,素有“九省通衢”之称,自古就有着深厚的商贸传统。早在明末清初,汉口就与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镇”。“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诗句,正是当年武汉繁华盛况的真实写照。由此可见,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时代,武汉就是一个全国著名的商贸中心。

武汉对外开放和近现代工业化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861年3月汉口开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逼迫清政府将汉口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从此,英、美、法、德、俄、日、意等20多个国家陆续来汉通商通航,输出资本。这种奴役掠夺在给武汉人民带来痛苦与屈辱的同时,又使汉口由一个以封建农业经济为基础、服务于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的相对封闭的内陆市镇,逐渐转型为具有工业文明内涵的开放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近代都会;由一个内地的商品集散地逐渐发展成为内联腹地、外达海洋的国际性通商口岸和转口贸易中心。到1905年,各国在汉口开设的洋行、商号达到250家,其中包括英国的怡和、太古,美国的美孚和日本的三菱、三井洋行等知名企业。与商贸兴衰休戚相关的金融业也迅速发展。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美国花旗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日本正金银行和住友银行等外资银行以及一些外国保险公司争先恐后在汉设立金融机构,国内的金融机构亦纷纷在汉开行设点。到1925年武汉的金融机构总数多达258家,业务量仅次于上海,成为全国第二大金融市场。英、美、日、法、德等国的航运企业则在汉口开辟了许多条长江航线和江海直达的国际航线。到清朝末年,汉口驶出的轮船可直达德国的汉堡、布来梅,法国的马赛,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和日本的神户、大阪、横滨。1906年,以武汉为终点的全国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正式通车。这一切有力地推动了武汉经济特别是商贸的发展。仅在1892—1901年间,汉口进出口贸易总值达4.94亿海关两(白银),平均每年贸易净值为4900万海关两,在全国沪、汉、津、穗四大口岸中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位。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的进出口贸易一直稳步发展,贸易额逐年增长,继续扮演中国内陆最大“国际市场”的角色,继续承担着中西部市场枢纽的经济功能。

武汉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资源、便利的交通条件、广阔的市场容量、繁华的商业贸易也吸引了大批外资在武汉开办工厂。到1911年,西方列强在汉开办的工厂已有76家。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中国开明人士推行洋务运动,试图学习西方,探索“求强求富”的近代工业化之路。张之洞在主政湖北16年间,不遗余力地建工厂、开学堂、修铁路、练新军、促商贸,加速推进以工业化为核心的武汉城市现代化进程。在此期间,武汉于1893年建成了亚洲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后来发展成为远东最大的钢铁煤联营企业——汉冶萍公司),比日本第一家近代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早了7年;1895年建成享誉海内的军工名厂——湖北枪炮厂(即汉阳兵工厂),创立了闻名全国的“汉阳造”品牌。在此前后,武汉还创建了以布、纱、丝、麻四局为代表的纺织工业。以“两厂四局”为代表,武汉以冶金、纺织、军工为特点的工业体系得以初步形成。到辛亥革命前,武汉工业总投资达1300多万两白银,拥有官办工厂17家,占全国官办工业的17%。其中钢铁工业、造纸工业产量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98%和50%,居全国首位;机器纺纱锭数占全国29.6%,仅次于上海,成为我国中部的工业基地,在中国社会近代化过程中走在前列。迅猛发展的制造业进一步提升了武汉城市综合实力,使武汉城市地位和经济发展水平雄踞全国第二,与上海并称为“大上海”、“大武汉”。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当年在目睹了武汉工业、商业、金融、外贸的全面繁荣后,称誉汉口为“东方芝加哥”。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工业规模和产值在全国大城市中仅次于上海和天津,位居第三。

2、新中国成立后,武汉成为国家工业化建设重要基地再创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热潮中再度创造辉煌。1953年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立足于新中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高度,,把武汉定位为“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城市”和“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基地”,将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大量投资布局武汉。在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中确定在武汉建设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重型机床厂、青山热电厂,同时兴建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和长江大桥等重点项目。市委根据中央确保重点的方针,提出了“基建第一”的口号,号召全市人民“紧密团结起来,为把武汉市建设成为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城市而斗争”;要求各级党组织、人民群众和各行各业要像支持革命战争那样支持重点建设,无条件地为基本建设服务。全市积极支援国家在武汉的重点建设,并扩建和新建地方工业,新建了一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武汉开始转变为我国内地重要的工业城市和科研教育基地。1957年10月15日,我国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进一步巩固了武汉作为中国腹地交通枢纽的地位,极大地扩大了武汉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二五”计划时期,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受到“左”的错误的影响一些出现了许多急于求成、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偏差,但市委充分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领导全市人民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动员了空前的人力、物力、资金和设备,大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了一批重要的工业项目,初步改变了武汉工业基础薄弱,门类残缺不全,生产技术水平低下的落后状况。至1959年,一大批“武”字头企业相继建成投产,武汉工业总产值达到33.89亿元,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居全国第四位,武汉因此成为长江中游和华中地区最大的制造业城市和全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之一。从1961年开始,市委、市人委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加强技术革改造和工业体系建设,积极进行行业调整,大力开展“学上海、学襄棉”运动,促进了武汉工业建设的发展,基本完成了“二五”工业规划,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以一大批“武”字头大中型工业企业为主体,形成了冶金、机械制造和纺织三大支柱产业,开辟了青山、中北路、石牌岭、关山、葛店、余家头、易家墩、唐家墩、七里庙、鹦鹉洲等13个工业区,全市工业生产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

武汉工业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武汉的工业实力和在全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1965年,武汉地区工业产值31.23亿元,居全国大城市第五位,武汉成为华中地区工业中心和经济中心。武汉钢铁公司是全国第二大钢铁基地,武汉重型机床厂是全国最大的重型机床专业制造厂,武汉锅炉厂为全国四大锅炉厂之一,武汉鼓风机厂名列全国第四位,葛店化工厂位居全国化工企业前列。武汉工业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中部工业基础薄弱,尤其是缺乏重工业的局面,改善了全国工业布局,起到了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重要作用,并对湖北省的工业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武汉后来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

二、大武汉雄风形成的历史启示与思考

武汉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两度辉煌,都建立在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基础之上,都体现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平,这对我们今天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1、找准城市战略定位,通过优先发展最先进的生产力,构建城市核心竞争力。

关于武汉的战略定位,早在1919年至1920年,孙中山先生就在《建国方略》中作出了详细描绘与规划。他指出:“武汉者,指武昌、汉口、汉阳三市而言。此点实吾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中国东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为武汉描绘如此宏伟的蓝图,是因为他看到了武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工业时代所需要的核心竞争力。武汉正是因为优先引进和发展最先进的生产力,拥有了世界一流的制造业技术,加上发达繁荣的金融、商业和对外贸易,广阔的内陆腹地市场以及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才拥有超越其他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为大武汉大展雄风奠定了坚实基础。

2、善于化解危机,抢抓机遇,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使地方经济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武汉在近代的第一次辉煌,就是在西方列强入侵,武汉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中实现的。当时,先于武汉开埠的城市有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与汉口同时开埠的通商口岸还有九江、南京、镇江、台南、烟台、营口等10处。武汉和这些城市一样,经济命脉和国家的部分主权都被西方列强控制(如武汉关由英国人长期把持,汉口五国租界的面积超过3300余亩,形成“国中之国”),但武汉凭借着交通、资源、区位、市场等方面综合优势,在19世纪下半叶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商品与资本输出的压力与挑战下,虽然被动地接收了大量外资,却通过制造业水平的提升和服务业的发展,直接参与国际竞争,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随后,张之洞又成功地把地方新政融合上升到洋务运动这一国家战略中,通过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建立了领先亚洲的以冶金、纺织为核心的制造业体系,武汉也因此脱颖而出,大展雄风。武汉的第二次辉煌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通过抢抓国家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从国家安全考虑调整国家工业布局的历史性机遇,主动承载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基地”的国家战略使命,成为国家投资建设的重点城市,通过工业化和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腾飞。

3、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厚积薄发,再展大武汉雄风。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重振昔日大武汉雄风,就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牢牢把握武汉城市圈作为国家级“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和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历史性机遇,把地方经济的发展与增长方式的转变融合、上升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和加快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中,通过科学规划找准当代武汉的战略定位,充分发挥武汉的科教优势,大力发展自主创新,掌握信息时代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科技革命最前沿、最有核心竞争力的新成果,推动武汉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集中全省、全市之力,按照“国际领先、世界一流”的标准在光电子信息、新能源、环保、新一代消费电子等关键领域取得一批原创性科技成果,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占领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制高点,积极参与物联网、3G宽带、智能电网、三网合一等战略型新型产业的建设,把“武汉制造”变成“武汉创造”,创立“武汉标准”,并通过机制体制创新,促使知识、资本与市场实现完美对接和有机融合,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武汉经济发展开辟新领域,创造新增量。同时加速用高新技术改造升级传统产业,使之节能、减排、降耗,成为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此盘活存量,形成新的发展模式和产业链,从而在整体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在产业与消费结构调整方面,应充分发挥武汉作为全国最大的综合性交通枢纽和内陆最大商贸中心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信息、商贸、物流和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为自主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和“两型”社会建设提供坚实保障。此外,还要优先解决民生问题,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为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创造条件,开拓新的空间。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当新技术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到来的时候,武汉只能用更大的气魄、更广阔的胸怀去迎接挑战,厚积薄发,用不断创新去重振昔日雄风,开创美好未来。